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另一位“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在他1916年夏天从日本返回祖国之后（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就出任了《晨钟报》副刊的编辑，在他发表于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一文里，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与陈独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钊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发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产生了象孟德斯鸠和卢骚这样的思想家。基于同样的观点，他同时认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不是象俾士麦那样的政客，而是象海涅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造我国的旧文明，旧文化，旧文艺。他希望我国也产生出象孟德斯鸠或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还充满了热诚地表示：“记者不敏，未擅海涅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1917年1月，杰出的开明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欧美的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所昔日充满了绔裤子弟恶习的半衙门状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可以坦诚地阐述自己的新鲜见解，又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论坛。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在他选聘教授的时候，绝不受党派与政治立场的左右，只要是学有专长又能够言之成理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又都学有专长的教授，都被蔡元培请上了北大的讲坛。他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都先后参加了北大的教授团。当时，最富有生气和最具有才干的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们，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的倡导之下，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倡写真主义的新文学的文学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浪潮，就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前夕，在当时的大学里，蔓延开来了。
几年之后，青年女作家冰心，就用她的写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和她那些清新动人的散文诗，实践了这些巨人们倡导的文学理论，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贡献出了令读者喜爱的新作品。
1918年8月，十八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并按照贝满女中的传统，以第一名的身份，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
毕业班的十八位学生之中，有十四位分别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升入贝满女中之前的另外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而只有冰心与另外的三位同学，从贝满女中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既符合冰心要当医生的愿望，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
正是在这里——协和女大理预科，冰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冰心迎来了震撼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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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五四”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
写作道路。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
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它把中国的近代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但是，这场运动的意义自然还不止于此，那就是——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冰心本人）的命运。因为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潮的开端，启蒙主义要求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挣扎和觉醒起来，反对专制和愚昧，争取过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文化修养，和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样的责任。
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真象，只要我们查找翻阅1917年至1921年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刊物和报纸，就会使我们这些无幸参加这一伟大历史变革运动的后人，对于当时那一代思想界的巨人们奋笔疾书，大声呼吁出来的，震聋发聩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学艺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主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这中间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许多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也包括外国的学者，却一直不断地有人在研究五四运动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或研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些学者中间，有的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所谓“五四”时代的青年，也有的是年纪略轻，没有来得及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后来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
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曾变动，这就使中国长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停滞的、静止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才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延续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必然就是一潭死水。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除了孔丘的学说之外，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邪说，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渐渐地侵入了中国，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陆续地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对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的思想界，也必须改变一潭死水的状况。这正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序幕。爆发于18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