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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孩子们在这个家里受的苦，她又一次泣不成声。她抽泣着继续说——）
有一次，我偷着给女儿和儿子合着买了一根小香肠，掰开给他们俩一人一半。我女儿懂事，说：“妈，我不吃，给我小弟吃。”就这样，他知道了还骂我：“×你妈的，你给孩子买香肠吃。”我说：“人家孩子都吃过，咱家孩子都吃不着，一块多钱，我就给孩子买了一根呗。”他说：“没有钱还给孩子买？”
有一次他喝了酒在家，我说他：“你在外边挣钱，又吃又花，又逛这儿又逛那儿，一分钱也不往家拿，还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能对得起我吗？”他说：“你能对得起我吗？”我说：“我姓于的多咱也能对得起你，从来没背叛过你，无论多么穷，多么困难，作为一个人，就要这一张脸，就争这口气。我要不争一口气，我还叫人吗？根本不叫人。”他说：“好吧，如果你对得起我，没有背叛我，那你就把这瓶卤水喝了。”我接过来就喝下去了，我把卤水喝下去，他又害怕了，用手抠我嘴，让我吐出来，我说：“不用抠，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心里无愧，绝对不会死的。”他说：“不行。”他就抠我嘴，他一伸手我就咬。我肚里受不了，就吐了，我也没上医院。昏昏迷迷地呆了两天。第三天他跟他妈、跟他三嫂说了我喝卤水的过程，他三嫂子就骂他：“你啥事都能做呀，逼你老婆喝卤水，来证实她对你的清白！”
我俩怄气时，我有时候顶撞他两句，我想，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来说；也有性格；不能任他宰割，他做得不对就不能任他做。
我这案件，是因为他打麻将赌钱引发的1996年春节，初六那天，他到我妈家打麻将，我妈说他：“你让媳妇给你借钱打麻将，你一天天不着家，日子过得稀里哗啦的，还打啥麻将呢？”他不听，跟我妈就吵起来了。当时我弟弟在，压下我妈火，让他回家了。他一回家就冲我们娘儿三个发脾气。我想，这咋整呢？我们又要遭罪了。正好他哥他们在，我就给他们使眼神，让他们赶紧就给他捂了捂神（压压火），让他消气。他哥、还有他那个妹妹和他妹夫也劝他：“走吧，走吧，下去玩儿去，溜达溜达。”这样他就下去溜达了一会儿，消气了。
咱家没有电视，孩子爱看电视。有天晚上，孩子他们下去上我妈家看电视，我也去了。看完就11点多钟了，闺女睡着了，我就扒拉闺女，让她起来。孩子睡得迷迷登登地不愿意起，我妈说：“你还是把孩子带回去吧。”我就把孩子提溜起来了，领着闺女走。孩子没睡醒，一边走，一边老揉眼睛。他抱着儿子，他一瞅闺女就生气了，不知道为什么生气，把女儿拽着就跑。他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我跟他后边都得小跑。孩子睡了半夜觉，迷迷糊糊的。他拉着孩子跑，我就在后边跟着跑。等我到家的时候，人家已经都进屋了，把门都插上了，给我关在门外了。他这是跟我来气，也不知道是哪一股气，看电视的时候还好好的。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妈没留孩子住下，他生气了。
我在门外头站着，挺冷的，女儿在屋里哪能呆下去，就要给我开门，他不让开。女儿悄悄地给我开了门，我就进屋了。他就咣咣一脚一脚地踹女儿，女儿躺在炕上，吓得不敢哭，一动也不动，任他踹。我就挡着女儿，他不让我挡。我把孩子拎起来说：“穗儿呀，你给妈开门干啥，你让妈在外边呆着呗，何苦你挨打呢？”女儿说：“妈呀，我怕你冷嘛。”女儿哭了，他还是又打又骂：“×你妈，哭啥！”当时我想这又没好了，又该遭罪了。儿子吓得“哇”的一声就哭了，朝我扑过来了。我女儿还是没动弹，孩子挺拧的，他还是一脚一脚咣咣地踹。我一看这也没头了，天哪，没法过了，这可咋整啊？我就把孩子全都领到外头呆着去了。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屋子里不吱声了，我才把孩子领进屋里。孩子躺下就睡了，这样就算过来了。正月十七，小姑子让我们帮她家送粪。我到他妹家干活儿，没带女儿，带儿子去的，在她家住了两宿。正月十九那天，1点多钟吃完了中午饭，咱就赶车回来。他酒喝多了，一道上就骂骂咧咧的。我没吱声。走到公社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上公社看看去，他妈的，谁要牛我就宰了谁。”我拦着他，不让他去，他说：“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啦？”我儿子也说：“爸呀，别去了，咱回家吧。”他说：“儿子的话还差不离，听儿子的。”我们就往回走，他让我赶车。他又说上我大姐家去，他酒喝多了爱闹事，我怕不去又挨打，就说：“那就去吧。”他又说：“不去了。”不去了咱就往家走。他让我赶车不用靠边，一直在马路中间走。可是，那驴它能往车上撞吗？对面来车，它得往边走。他这也骂我：“×你妈，不让你靠边，你非得靠边。”我说：“我往车上撞，那牲口能往车上撞吗？是牲口要往边上走。”我就用棍子在牲口后背上敲一下，想让牲口快点走。他就骂我：“×你妈，你打牲口，不是你拉车，让它慢点走。”我就把棍子给扔了。我抱着儿子赶车，他在后边躺着，他一把就掖（拽）住我后脖梗，让我倒在车上头，他这种做法让我受不了，大马路上让人看见也不好。我扒拉他一下，他嘟嘟囔囔地骂我，我气得说：“如果我不是抱着孩子，我就钻到车底下让车轧死。”他说：“轧死你，不便宜你了？”他又说：“你让车快走！”我就在道边大树上掰了一段树杈，赶牲口，让牲口快跑。
他大哥在那边干活儿，看咱们过来，就来接车。我抱儿子下车了，也让他下车。他就给我使眼神，装听不着。他大哥说：“你下来吧，到家了。”他还是没动，我又说：“你下来吧。”他才下来了。到我老婆婆家，我把孩子放在屋里炕上，去上厕所，将（刚）到前门口时，他也到了前门口，我出屋，他进屋，他就往我屁股上狠踹了一脚。我没吱声，我老婆婆说：“你干啥呀？”他说：“我踹她。”他妈说他没有样。我上厕所回来跟儿子说：“走，回家烧炕喂猪，给你姐做饭。”他就骂我：“回家，回什么家，给我买盒烟去。”当时我手里头就有一块钱，我说：“你拿钱来，我给你买去。”他就往我娘家走，我跟在后面追，他顺手捡起一根棍子，我上去拼命抢过来。到了我娘家，他一进门就骂骂咧咧地往屋里冲。说我妈初七没让他玩儿麻将，要找我妈算账。我弟弟拦着他，不让他进屋，他抡起扁担朝我弟弟头上磕（砸），我弟弟一闪，没磕（砸）上，我弟弟跟他夺扁担，没夺下来，他又抡起扁担……我心里恨极了，手里拿着棍子朝他头上狠劲地磕（砸）下去，他倒在地上不动了。……后来我自己到派出所去了。
大队书记到派出所问我：“你兜里有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他掏出100元钱来递给我说：“你也得吃饭啊，家里的事你都不用想得那么多了，打官司的事就要靠你自己了。”我在派出所呆着，案子办得差不多了，就送我到看守所去。当时我很想回家看一眼，想看看我婆婆、看看我孩子。可我又一想，回家看见婆婆，看见孩子，都是挺伤心、挺难过的，进了院子就不那么容易出来了。一想，狠狠心吧，还是不见他们为好。我下车在街上站了一会儿，就随着车到了看守所。
家里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由我老婆婆和老公公抚养。两位老人岁数都大了，所以我心里特别内疚，也悔恨自己。如果没有我的过错，老人也能享点儿福，孩子也不能无父无母，无依无助。出事以后，4年多我没看见婆婆和孩子。去年5月份的一天（几号记不清了），4点半多钟收工的时候，队长喊我，狱里特批允许我接见，因为婆婆带着两个孩子，没有钱，一路上忍饥挨饿，逃票到沈阳来看我。我一进屋，看到离别4年的孩子和老人，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
（她泣不成声。停顿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
我跪在婆婆面前，只说了一句话：“妈，我对不起您！”我婆婆说：“孩子，妈都为你呀！妈为你抚养俩孩子，你在里边好好干。”当时我婆婆哭得昏了过去。我女儿和我儿子都哭了，一家人哭成一团。管教队长、科长看到那种场面，当场拿了500块钱，给我孩子和婆婆回去作路费。记者采访过我，登过报纸。登出来以后，有很多好心人，有上海的、山东的，各地方的人，为咱家孩子寄吃的东西、寄钱、寄衣服。儿子来信告诉我，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心里很感动。
今年正月的时候，法院那边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给我个电话号码。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电话费挺贵的，你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要好好干。钱，不是我给你的，是一位老人给你的，希望你好好改造，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心愿。”
通过许多许多方面的帮助、教育，我在改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判的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6年入监，1998年9月份改判（应当为减刑）无期徒刑，2000年改判（应当为减刑）有期徒刑17年半。今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减刑会上我又受到了局里的省级劳动奖。一次，我们监狱做棉服的车间失火，我勇敢冲向前，把火控制住了。当时我没有想自己，没有想后果会是什么。上级又给我记了功。今后，我绝不辜负好心人对我的关照，对我孩子的关照，更不能辜负苦心帮助我、教育我的队长，我好好改造，就为了早一天回家，孝敬我年迈的婆婆。
访谈后记与点评：
冲出传统父系思想的禁锢，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张捷明
2001年初春，我们去沈阳女子监狱访谈。监狱管教人员向我们简要介绍了我们要访谈对象的情况，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家境各不相同，然而，她们却都采取以暴抗暴这种极端的手段解决问题，从而触犯了法律，走进了监狱，酿成了悲剧。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于淑芬是一个善良、勤奋的农村妇女。在她与丈夫10年的婚姻生活中，她因生女孩受歧视，两人感情开始产生裂痕；丈夫嗜赌成性，不顾家境；进而又有了外遇……丈夫多次无端地、毫无人性地把于淑芬打得伤痕累累，有时还殃及到孩子。而于淑芬却一直在惊恐中小心翼翼地依从着丈夫。但长期的受虐，多年的积怨，愤恨已潜在她心底。当丈夫到自己娘家寻衅滋事时，她顺手用木棒打死了丈夫。结果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走进了监狱。两个幼小的孩子只得与年迈的婆婆艰难度日。于淑芬入狱后表现很好，政府曾两次给她减刑。在一次被服车间起火时，她奋不顾身救火，还立了功。
于淑芬案，不是惟一的“以暴抗暴”、从而触犯法律的案例。在她之前有，今后也还会有。她们本身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后她们又去杀人，受害的不仅是她们自己，还有孩子、老人以及家庭本身。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传统的、封建的男尊女卑的父系思想仍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庞大群体之中。他们认不清自己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以传统的家庭结构定型自己的角色。诸如要求男人要高大，要拥有社会权利……对女人则要求“温顺”、“贤淑”……这样的性别定式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这种对于女人的要求，实际上是封建社会要求女人“三从四德”的翻版。在这种“合理”中隐含着诸多的不合理性，进而导致了林林总总的家庭问题。在我们所见到的家庭问题中，存在着类型不一、轻重不同的家庭暴力。这些家庭暴力问题，并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比如，丈夫打妻子，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一纸婚姻契约，丈夫就可以漠视妻子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存在而为所欲为（例如丈夫不顾妻子的情绪强行要求性行为）……这些都被视为是“合理”的。更为可忧的是，这些受到家庭暴力虐待的妇女，也没有意识到自身人格价值的存在，认可了传统赋予的角色，甘愿将自己的命运依附于丈夫，于是对丈夫的暴力采取逆来顺受的容忍态度。其结果是纵容了暴力，进而又导致家庭暴力行为的升级，最终酿成悲剧。
怎样才能让这些受暴妇女认识到自身价值的存在，真正做到自尊、自强、自信、自爱？
怎样才能让施暴的男人认可与妻子地位是平等的、进而尊重她们的人格？这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叙述人付梅英
访谈人宋美娅敖毅
访谈时间2002年4月18日访谈地点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付梅英，1963年出生。卫校毕业后，她在包头市某家医院做护士，她的工作很出色，曾是一名优秀职工。不幸的是，当警察的丈夫婚后不久就开始对她施暴。1995年12月23日，付梅英用手枪射杀了他，事后主动投案。经法院审理，一审判处付梅英死刑。闻讯后，包头市总工会、付梅英工作的医院、居委会的400多名群众联名写信为她申辩，请求法律从宽处置。二审，她被判死缓，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女子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她被改判无期徒刑。2000年12月，由于她在狱中优秀的表现，减刑至18年。
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谈起往事时，她显得很平静。
时间长了，现在再谈过去的事，爱也谈不上，恨也谈不上，和刚判下来的时候感觉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很激愤，现在跟说别人的事似的，六七年了！他打我，我心里特别不平衡
我工作在包头，在一机厂医院当护士，邵平是第五派出所的民警，管我们一机厂，对，就是片警。我和他认识是通过我妈单位的一个人介绍的，我妈我爸一看，挺赞成，小伙子挺精神，人也老实。他们家穷，家里4个孩子，父母靠种地供他上学，他考学考到包头市财校，毕业后分配到派出所。谈对象那会儿，他对我挺满意，我也上了中专，他家在农村，我家在城市，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好。谈了不到一年，1986年年底结婚。结婚时，他们家给了我们500元钱，反过来我妈还给他做了一身新郎装。
刚开始他对我挺好，我更是对他好，虽然日子苦点儿，但两人心齐，缺什么置办什么，一心过日子。不到一年，就出现了问题，就是一些家庭琐事，大事也没有。他第一次打我，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时刚结婚，还没有孩子。那时，他大弟弟上师范，在我这儿吃住，他两个弟弟都在我这里住过。那一次，他出差了十几天，不知道他大弟弟跟他说什么了，到现在也是个谜。出差回来他不回家。我们就住在派出所的楼上，他们的办公室在楼道外面，我们家就在里面，比如晚上回来吧，他就没回去。我看见他很奇怪，我说：“你咋没回家？”
他说：“你还问我，你干的好事！”说着他就揪住我的头发，劈头盖脸打上了。我特别伤心，你总得问问为什么呀，为什么打，自始至终他没说为什么打，我想，可能是他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