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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回来后，他打骂我成了家常便饭。我在面子的驱使下，总是对他说：“你小声一点，不要被别人听到。”当时我也知道有妇联，有派出所，但是，当时法律上还没有规定家庭暴力问题。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妇女，她丈夫是一个司机，经常打她，妇联和派出所都管不了。所以，我就决定和学校领导讲。但是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根本不听，他的脾气很暴躁，连校长都敢骂，他就是个这样的人，在那里称得上是个小恶霸。没有办法，我又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就去告诉他的家里人。他自小母亲就死了，只有一个父亲，他家是农村的，父亲是个农民。他有一个哥哥，是我们那里报社的副主编。有句老话，“长兄为父”，我就告诉了他的哥哥，请他哥哥教育他。当着我的面，他哥哥还是教育过他，但还是没有用，否则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我之所以没有去妇联，一是面子问题，我们那里是地区妇联，如果我到妇联去说，大家都会知道了。二是我觉得，妇联同志的水平和我们学校领导的差不多，学校领导说了也没有用，妇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吃的就是重面子的亏。
他打我最厉害的那次，是在1995年的4月24日他每次打我都没有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过错，打了我，我也没有什么话讲，因为每次打了我后，我找领导谈，他每次都是否认，不承认打了我。他在别人面前都说：“我怎么舍得打她呢？”他都是对别人讲：“是她自己撞伤的。”我们校长找过我两次，他说：“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丈夫做思想工作，他对我说，校长，我错了，我下次不打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好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是他就是讲，他根本没打你啊！你说我还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我们校长只好说：“你实在是心情不好，就回家休息一段，什么时候想来上课再回来。”到了这个地步，校长也没有什么办法。1995年4月24日是他打得最厉害的时候，我的腿虽然没断，走路却是一拐一拐的。那次他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打了半个多小时。
他非常专制，根本不让我跟别人接触，男的女的都不行。我就跟坐牢一样，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我住在四楼，我们有三间房，当时我们已经分居了，孩子住一间，我们每个人各住一间。当时我的生活就是上课、备课、看书、看电视，也不跟他讲话。那天我在楼上听到别的老师要去散步，我就对人家说：“等我一下，我也来。”他马上就说：“你不许去！”又对那些老师说：“你们不要跟她去散步，你们要同她去散步，我就去砸你们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人家讲：“告诉你们，女的要同她讲话，就是要拆散我们夫妻；男的要同她讲话，就是跟她有一腿！”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别人就不敢跟我讲话了。我非常痛苦，我觉得当时我比现在坐牢还不如，现在坐牢起码没有人打我骂我。
作为我来讲，如果我们的结合是一杯苦酒的话，我已经把我的那一杯喝下去了，我毫无怨言。照理论，这本应该是杯甜蜜的酒，是因为你的原因，变成了一杯苦酒，你还这样，总是寻找机会对我发作，只能算我的运气不好。就是这样，我还是没有想到离婚。作为一个女人，最不好的是在外面找人，作为再婚的后妈后爸，最要不得的就是虐待前面的孩子。他把这两点最致命的、最能引起公愤的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他说我在外面有人，在家里虐待继子，所以我说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整我的上头了。他的儿子跟我们楼下司机的女儿一起上学，男孩贪玩，总是晚上7点多才回家，我都是等他回来一起吃饭，从来不自己先吃，给孩子吃剩的。因为我想，要想搞好这个家庭生活，首先要对这个孩子好，我一直做得很好，所以邻居们都认为我挺好，没有虐待孩子，孩子自己也可以作证。之后，学校的党政工团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的哥哥也请来了，就把这个事情讲了，叫他不要打我了。我对大家讲，只要他不再打我，我们能和平共处就行。我们虽然分居了，但是他的力气很大，他还是能进我的房间，强暴我。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婚内强奸罪，外国有，我对他的强暴完全没有办法。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婆啊！”我说：“但是，这是我不愿意的。”
有一次，我中午值班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躺下休息时，我们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跟他一起回来，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那位副校长就讲：“上次你们打架，好像是通过调解，没有什么用啊？”他马上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说：“你看，这是你给外面男人写的信。”这话一出来，我的气就来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说：“你是在污蔑我。”我就问校长：“这封信你看过了吗？”校长说：“我看过了。”我说：“你相信吗？”校长说：“我还要调查。”我一听这话，那就是有点儿相信了，因为你要调查了。我就对他说：“你把那封信拿着，你复印一封给我，我要找遍整个市区，看是谁写的。”我想假如我在外面有人，我不会写信，因为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讲，还写信，被你当做证据？你说对不对？如果有信，我还不会跑到收发室去等，还留机会让你去拿？因为我自己的心情不好，不想见什么人，收发室那里我根本就不去，我想他搞这种游戏也是太可笑了。当时我骂了他一句，我们就对骂起来了，校长说：“你平时挺理智的啊！”我说：“今天我不理智了，我不能再忍了。”校长看劝不住我，就走了。他把门一关，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这一招还可以吧。”我说：“你是黔驴技穷，这是你的最后一招了。”那个时候我怀孕了，我早已跟他分居了，是他强行的。这次他就要利用这个孩子来做文章，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外面男人的。开始我不知道他是这样，我认为他强迫我发生关系，致使我多次流产，是虐待我的方式之一，我如果死在产床上，他是不负一点责任的。对这个孩子的来到，我真的是很恨，因为身体原因，我不能避孕，他又不采取措施，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的身体和精神。虽然是这样，我还是不想和他离婚。
在他这次打我之前，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和好？”我一听这个话，眼泪马上就出来了，我说：“是。”他说：“那你去找个人，跟你把这个孩子打掉。”以前几次怀孕流产都是他陪我一起去的，这次他为什么要我去找个人陪我把这个孩子打掉？如果在以前我就相信他了，这次我明白了，他是想让别人看到。我平常都是足不出户，这次如果我和别人悄悄去打掉孩子，肯定是我在外面和人家有的。我知道医学上是可以经过化验证明孩子是谁的，所以马上就拆穿他，我说：“你挺聪明的。在你的折磨下，我已经成熟了。”他知道我不会上他的当了，所以，那孩子没有打掉。我知道，孩子越大流产越危险，我有思想准备，不要工作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到时候证明是你的孩子，我看你怎么样。我就对他说：“我们两个签个字好不好，一年后孩子生下来，如果不是你的，我赔你20万；如果是你的，你赔我20万。”他不敢签，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我一生最厌恶的，就是一个女人在外头偷人，最看重的也是一个女人的名誉。一旦丈夫不惜牺牲自己妻子的名誉，达到他的某种目的的话，我对这个人就彻底地死心了。就从那一刻，他拿出那封信，污蔑我跟别人乱搞时，我的心完全地凉了。以前他怎么打我，我的心里都存着一点与他和好的希望和幻想。现在，我想离婚是必然的，我心里也做好了与他离婚的准备。但是又想，我干什么要离婚，谁提出离婚就是谁想要这个家破裂，他要是再找，就由他去提，反正离了婚我也不再找了。现在没离婚我也是一个人过，就跟独居和单身没两样。
他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女人，但是我能原谅，真的我能原谅。他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对我来讲，还是一种些许的解脱，这样我的“任务”就没有那么重了，因为他的性要求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想到怎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是想证明这个家庭破裂的责任不在我，而是因为他，那么我就得向别人证明他打我，而且打得很厉害。但是他又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学校的老师都怕他，有谁来为我讲话，证明他打过我呢？我想只有去搞法医鉴定。当时我见到法医眼泪就出来了，我对法医讲：“我要证明他打了我，因为是要离婚，不到这个地步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法医讲：“要花80元钱。”我说：“我愿意花这80元钱。”可是，后来他一听我爱人和他是老乡，就不给我做了。
他打了我，又不承认，法医鉴定也没有，只有让他亲口承认。我就想到要搞录音。我要搞到他的录音，就要制服他，就要把他捆起来。我只想问他：“我到底打过孩子吗？我的作风好不好？有没有跟人家乱搞？你是不是打过我？”我想澄清这些事实。我想捆住他，可以吓他一下，让他乖乖地回答我的问题，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我都没有预见，这也是自己知识贫乏。他是个大活人，我弄不住他，在他吃的东西里面放药，等他喝了酒，吃了药，睡觉了，我就捆了他，等他醒了，再问他话。就因为那次法医鉴定没做成，判刑后我去医院流产室，对门就是法医鉴定室，那个法医见到我来，马上就把门关上了。如果当时那个法医答应给我做鉴定，我就不会走这一步。
我们家住四楼，那天风很大，门被风吹得直响。我一害怕就找东西，房子里除了书就是桌子，什么也没有。我拿什么去打呢？就看到一个哑铃，是我们平时锻炼用的，我就用哑铃去打他的头。他的头出血了。在我拿起哑铃向他打去的那一刻，他一下清醒了，就想来抢我的哑铃，这样我就更害怕了，被他抢走了，我就没命了，所以，我就又打了两下，把他打死了。反正我自己也逃不过了，放了他是死，不放他也是死，而且我自己想死的念头也是很久的了。以前我也自杀过一次，割自己的手腕，但是没有割得太深，医生讲：“如果你割得再深一点，你就没命了。”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向他表示一下。等我把他杀死了以后，我就想到了死，因为我们家后面有一条河，我想跳河去死，可是我又犹豫了，我想我是去跳河呢？还是要去公安局自首？为什么要自首呢？因为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因为在他手里有一封信，别人都知道了，我要证明这孩子是他的，而不是我跟别人的。最后犹豫来犹豫去，就到了天亮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后来到了天亮之后，我也不可能去自杀了，天亮就有人在河里捞沙，我又不想一跳下去就又被人救起。
孩子醒了，喊他爸爸，我过去叫他不要喊，他不听我的，所有造成我心理压力大的就是这个孩子。因为当时他喊的时候，恰恰是我拿哑铃打他爸爸的时候，正是他爸爸头上出血的时候，但是他还没有死，这里的还没有死，那边的又喊了起来，外面马上就会知道。我当时感到是晴天霹雳，拿在手里的哑铃没有放下，就走过去向孩子的头上打去，那时我真的是丧心病狂了。如果我平时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不好，那么，现在我还好过一些。可是，我们平时关系挺好，现在我有口说不清。如果他不醒的话，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我把他也捆起来了，把他的嘴也封上了。但是孩子把纸咬断了，开始我用手打他，他不怕，我觉得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实际上我这里杀了人，我肯定是要死的。我去自首，也是希望他们快点儿杀了我。
我决定去自首可我不知道公安局、法院在哪儿？也不知道应该是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我想公安局是抓坏人的，我已经杀了人了，已经是坏人了，就不用去公安局了，那么我就去法院吧。因为是周末，法院不上班，我就问人家：“谁值班？我有事要讲。”人家说：“你有什么事，下个星期再来，我们今天休息。”后来我一想，既然是这样，我只好去公安局了。到了公安局我就说：“我是来报案的。”他们请我到里面去，我还带了些洗头洗澡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他们也没有看出我是个杀人犯，我当时穿的衣服都是短袖的，他们看到我遍体鳞伤，因为4月份他打的我，到了6月份还没有好呢。他们问我：“你报什么案？”我说：“杀人案。”他们问：“谁杀人了？”我说：“是我。”他们问我：“在哪里杀的人？”我说：“在家里。”我把钥匙给他们，他们打开房门看的。反正我是想死的人了，我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别人讲公安局会打人，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只想快点儿死了算了。所以我连家里都没有告诉，什么后事也没有交代。
因为我自首了，肚子里又有孩子，所以法院没有判我死刑，给了我一次再生的机会。对家里人来讲，我没有被判死刑，是个安慰，对于我自己来讲，真的是比死了还要难受。因为我的身体很差，别人也会说：“你很坏，把别人的孩子打死了。”我被判无期徒刑，又经过了3次减刑，现在还剩10年刑期。我今年已经38岁了，从我的事情我得出了一个感觉，人做事不能太过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结合了都是要为对方着想，不能相互欺负。我的事出了后，有的人就说：“我以后要对我老婆好一些。”确实是这样。当时，我真的绝望了，精神都要崩溃了。现在我惟一负罪感很深的，就是对那个孩子的死。说句老实话，如果我不和他结婚，我凭空想象不出男人会用什么办法来折磨自己的老婆，我绝对想象不出这些，他对我有精神上、肉体上、性生活上的种种迫害，而且最不应该的是他对我的迫害表现在让我一次次地流产。他对我说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我认为，一个女人的名声、清白超过了生命。
那一年我只有31岁。刚进来时，许多人采访我，狱里还要我上电视，我很听话，从不拒绝。后来我了解到，我也有权不讲这些，所以我也拒绝过一些人的采访，因为每一次都是在揭我的伤疤，使我再一次体验到以往的痛苦。这次你们来就不一样，你们是为了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为妇女讲话，不是猎奇，所以我愿意再讲自己的过去给你们听。我觉得，像我这样逆来顺受的人，现在真是没有几个了。我个人的条件不错，又不是找不到人，他这样欺负我，算什么呢？那时我就是觉得以诚待诚，总能换回他的真心。开庭时，法院问我是不是请个律师，我说我不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