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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不恨我，恨他们死去的爸
我受了13年的罪。谈恋爱将近两年，那会儿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没发现什么，要不我也不会和他结婚。刚开始发现他不好，也觉得能原谅他，觉得他就是年龄小，好胜，将来一点点过日子也就好了。如果我不是逆来顺受，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以后的事情了。就是将来我服满了刑，回到家，我也不准备再嫁人了。孩子是好孩子，托生在这个家庭受了罪了。爸爸死了，妈妈坐牢，现在两个孩子在孤儿学校里，我爸妈都70多岁了，没有精力抚养他们。孩子恨他们的爸爸，来看我时，我就问他们：“你们恨妈妈吗？”他们说：“不恨，妈，这不怨你，怨爸爸，他一喝酒就打你，你从小带我们长大，你多累啊！”我说：“是啊，你们从小一人两个奶瓶，两个孩子4个奶瓶。要不是你姨帮我，我根本带不了。”我妹妹没来时，我一个人抱俩孩子，一个胳膊上放一个孩子，给孩子喂奶，那会儿就是年轻，把我累成啥样了。那年我爸爸还做直肠癌手术。那会儿还指着他那点儿工资，俩孩子买奶粉就买60袋，光靠喂，我是一口奶都没有。我们俩人打架也不是为钱，日子还过得去，家里啥都有，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有，生活上也没受过苦，你说他不关心我吧，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那儿的派出所的人就说：“就这样的家还打架？家里应有尽有的，谁趁呢？俩儿子！”就是打架，有时我也忍不住，就和他打。其实我对他够好的了，他每天上三班，半夜回家，我不睡觉等着他，给他做饭。哪个妻子能做到这样？吃完了饭，收拾好，热热乎乎地睡觉。所以，我觉得他欠我的太多，我不欠他的，杀他应该！但是我还是吃亏，12年的刑期，多苦啊！现在孩子都17岁了。我一直在想，十六七岁的孩子性格是最不稳定的，是躁动的年龄，我担心他们认识什么坏人，再抽点儿烟什么的，学坏了！我很担心！有时我想给孤儿学校写封信，跟学校说说，等他们毕了业就让他们去当兵，当4年兵，就到了二十一二岁的年龄，也就过了危险期。我也不知道我的愿望能不能实现，我宁可让他们吃苦，也不愿他们学坏。我也不知道我这犯罪的事会不会牵连到他们俩人，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我恨我以前不懂法，是个法盲
点评：
家庭暴力的循环周期与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
陈敏李彦平的受暴经历催人泪下。在15年的暴力婚姻中，她曾多次离家出走以示反抗，但每一次都以屈服告终。她最后没能继续忍下去，是因为她的忍辱负重并没有换来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以暴抗暴”的女性在暴力婚姻中艰难而无望的挣扎，以及我国立法上的滞后使得像她这样的受虐妇女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一、李彦平具有典型的家庭暴力受害女性的特征
1、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暴力有3个周期。施暴丈夫在暴力的第一周期里，拼命找茬儿，妻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无论怎么百依百顺，都不能让他满意，丈夫动辄对妻子谩骂、侮辱甚至拳打脚踢；在第二周期里，施暴丈夫频频将无辜的妻子往死里打，常常使妻子受伤、致残；在第三周期里，施暴人后悔自己的暴力行为而向妻子道歉，保证永不再犯。然而暴力的发生依照其内在规律不断地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李彦平的丈夫就总是借口喝醉了打她，酒醒了就说不再喝酒了，再不打她了，但他从不守信。李彦平的身上至今伤痕累累。
2、随着暴力周期的不断循环，受暴人从无数次的挨打和屡次无效的反抗中“认识”到，自己无力对抗来自配偶的暴力，因而从心理上产生无助感，渐渐地放弃了反抗。李彦平就是在多次挨打和无效的反抗后，对施暴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在离婚无望、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为尽量使自己少挨打，她对丈夫的暴力行为采取了极度的忍耐态度。在悲剧发生前的那个晚上，她还在对丈夫说：“这个家，你要想过呢，就还像以前那样维持，你乐意打，你就打，你乐意骂，你就骂，我不爱搭理你……”3、受暴妇女往往在自己或家人的性命受到死亡威胁时，才会奋起反抗，杀死施暴人。李彦平是在丈夫企图杀死她的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15年受暴的心酸和怨恨一下子爆发，才杀死丈夫的。
二、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与法律改革
像李彦平这样的受虐妇女，虽然长期忍受家庭暴力，但是，一旦她的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换来的依然是死亡威胁时，其中的一些女性很可能会以死相拼，杀死丈夫。在国外，这种杀人行为被称为“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与传统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正当防卫是建立在对抗双方力量对比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而“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理论充分考虑了受暴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殊的生理因素（体力上的悬殊）和心理因素（长期挨打造成的不同于常人的特殊心理状态）。
国外的司法实践很重视施暴人发出的死亡威胁，认为受暴女性经过长期的受暴，最了解施暴人，最善于准确接收施暴人发出的信号。因此，她对施暴人将死亡威胁付诸实施的行为的极度恐惧，是合理的，因而在这种极度恐惧之下发生的杀夫行为，属于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同时认为，如果受虐女性等到施暴丈夫（或男友）将其死亡威胁付诸实施时再反抗，显然不会有多少胜算。在20世纪80年代，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等发达国家都已通过判例或立法成为有效的可采证据。
叙述人翟玉琴
访谈人薛宁兰
访谈时间200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王知理薛宁兰
文稿编辑薛宁兰翟玉琴，45岁，农民，文盲。婚后因为生了女孩，开始受到丈夫多次殴打谩骂。在离婚不成、又得不到必要社区支持的情况下，1985年某日凌晨用镢头将熟睡中的丈夫打死。她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多次减刑，将于2003年刑满出狱。
因生女孩，开始遭丈夫毒打
我俩是自由恋爱，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交往了一个多月，1978年2月份就结婚了。刚结婚时我们的感情还可以，他对我挺好的，直到1979年2月份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因为生的是女孩子，他不满意，开始虐待我。他经常在外边喝酒，一回来就喊着开门，有时一边哭一边闹，砸东西。什么都砸，家里的东西都砸坏了，没东西可砸了，他就找茬儿打人。他晚上出去喝酒，不管多晚回来，一叫门就得立刻给他开门，动作慢一点儿就开打，我就这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不敢睡觉，等他回来，要不打了才敢睡。不知他什么时候回家。他一回来就扔砖头，从外面窗户往屋里扔，把玻璃都打碎了。我打不过他，次数多了，就只能往山上跑，我们那儿是山区。一开始也往别人家跑，但我跑到谁家谁家就倒霉，谁管他就跟谁打，连他自己的妈和哥都打。时间长了，我也不好老跑到别人家去。他经常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心想，他年纪大了，脾气可能会小些，现在能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吧。但他脾气越来越大。我也几乎每天都挨打，我就上我们村书记家说。大队书记劝我也劝过他。我丈夫有半年对我好些，过后他还是老样子。
过了3年，他想要第二胎。那时，我们那儿一对夫妻只能要一个孩子。我就跟他说：“算了，别要了。生了还得罚款，我们家条件不好。”他还是要生，我怀孕的时候搞计划生育的人来动员我不要这个孩子，但是，我丈夫不让，说我们认罚。他们要是来找我，村里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躲起来。第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我丈夫和婆婆都不满意。为生二胎罚了我们800元钱。
孩子出生后，我只休息了两天。到第三天我丈夫感冒了，我还得起来伺候他。我婆婆家离我们不远，她很少过来帮忙。我挨打时，她不管她儿子，还说：“就怨你！你要是生个小子，哪有这事儿？”她说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敢吱声。我丈夫的哥家都有男孩，他们家的人都希望我生男孩。我不能和婆婆吵，要不丈夫又得打我。一个月子里，就我自个儿管自个儿，小叔子有时过来给我挑点儿水。后来，我的胳膊腿受风了，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二女儿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我把孩子扔到山上。我家后边是座山。当时是冬天，要是把孩子扔到山上，还不给冻死？他又要用自来水把她灌死，我不同意。我让他把二女儿送到城里给人，他又不肯。孩子一个月零一天时，他喝了酒，朝我扔酒杯，我怕他打着大孩子，背着她就往外跑。我把老大送到他奶奶家时，就听见他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直响。那天，外面下着大雪，小的还在炕上睡着。我一进门发现小女儿不见了，是他把她扔到外面雪地里了。我叫上他嫂子到外面找到孩子，发现还有气，抱回到我婆婆家。他那时挨家找我，在他妈家见到我，追着我就打。别人都在那里劝。后来我在别人家住了，孩子一天一宿都没吃奶。我寻思着孩子不死也得傻。过了一天多孩子恢复了。
这件事过后，他还经常跟我打仗。那时候我们那里的计划生育政策变了，如果第一胎是个女的，还可以生二胎。我寻思着把小的给人，再生一个小子，他就不能这么虐待我了。在小的3个月的时候，政府号召我们绝育。乡政府来人给做工作，我就做了绝育手术，这孩子也就没给人。我做回来以后，他对我更不好了，更是经常跟我打仗，砸家里的东西。他还是喜欢男孩，就喜欢他哥家孩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过日子，提出要跟他离婚，家产都归他，我只要孩子，但他不肯，不跟我办手续。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过要杀他。1982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女的精神不正常，被她丈夫杀了。也有夫妻关系不好妻子自杀的。有这些事发生时，我丈夫会待我好一点，但也不长久。他又打我。我想，我把他杀了，像我们农村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判个死刑，孩子给人也行，送孤儿院也行。他如果对我好一点我就不杀他，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就维持下去。
选择杀夫，摆脱受暴命运
我们家条件不好。生第二胎时就罚了钱，盖房子花的2000块钱都是借的。家里没什么收入，主要是靠种地。我们村里有些人家在外面搞副业，日子过得还宽裕。但我们不和睦，就没办法搞。
我们那儿的风俗，每年初二回娘家拜年。那年大年初二，我丈夫带着孩子上我母亲家拜年，我没有去。后来听我妈讲，他在我家喝酒，跟我姐夫打架。他那天回来就说我和我姐夫好上了，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砸东西，打我。一个星期后，我们家就出事了。1982年他想把小女儿冻死时，我就想到要杀他了。后来，我把家里刨地的镢头收了起来，那个好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在家喝了酒，又哭又闹，还说我和我姐夫有问题，打得我哭天喊地。他打累了，就躺下睡了。我想，这样的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了，我也不想要命了。在凌晨3点的时候，我拿起早已藏好的镢头在他头上砸了3下，把他砸死了。杀他的时候，大女儿醒了，问我在干什么。以前我老早就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妈，你别那样。把我爸打死了，你也不在了，我们不会做饭，会饿死的。以后我爸再打你，我们就跑。”杀他那年，大女儿还不到6岁，她没有哭，她也恨她爸爸。然后，我把他的尸体拖到菜园里用东西盖住。我当时一点儿不害怕，我也不想要自己的命了，把孩子留住就得了，孩子还小。
我去告诉了我婆婆和孩子她大伯们，他们说：“死了就死了，别让人家知道就行了。”我丈夫也打他妈和他哥。出事那天晚上，他妈到过我家劝我们，和他吵了几句。他妈那晚没敢在自家睡，我是在别人家找到她的。因为死的是大人，按村里的习俗，要办丧事，大家都来帮忙，吃丧饭。我就跑到大队书记家报了案。当天公安局就来人了。我当时不觉得我是犯罪，我只知道有男监狱，不知道有女监狱。
派出所的人是当天晚上来的。警车来时，我以为是直接上刑场。那时只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公安局以后，下了车就给我带上了手铐。当天晚上就提审，问我怎样杀人的，第二天又提审，一天问好几回。在派出所我呆了3个月。后来，我丈夫的家人要求给我重判。我婆婆说她儿子只是喜欢喝酒，并不能怪她儿子。说我早有杀他的想法，因为以前我是跟她说过。他们要求重判我。1985年，抚顺市中级法院一审给判了无期徒刑。那时，有人告诉可以请律师辩护，但请律师得花钱。我姐经常病，家里没钱；我哥哥的家庭条件也不好，就没请律师。法院也没有给指定律师。我没上诉，判决书上说我丈夫重男轻女，酒后哭闹打人。我挺感谢法院为我留了一条活路。
近20年的狱中生活
我进监狱的时候不到30岁，只有29岁。入狱后情绪不稳定，我想，无期徒刑那么长时间，我身体又不好，干活儿挺吃力的，连一点活的信心也没有。后来这里的领导找我谈心，慢慢就好点儿了。我在1988年被改判（应为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后来又减了两次刑，第一次是6个月，第二次减1年零3个月。可能是因为我表现还可以吧。在监狱里，我弟弟和妹妹来看过我。我弟弟成家以后，我缺钱用就给他挂电话，我弟弟或弟妹就给送来。我还有一个妹妹，我现在就全靠他们两个人。我的两个小孩很少来，婆家人不让她们来，我让我姐去看她们，我姐说：“我给你们小孩买东西或给她们钱，你婆婆不要。也让我下次别去，我又不能跟她吵。我没法去了。”后来，我姐就不怎么去了。我姐还说，孩子很少提我，她们和我姐的关系也不好。我入狱时两个孩子跟她奶奶家呆了半年，后来就到她大伯家过，一家一个。她们都没怎么上学，大的念到小学五年级，小的8岁上学，9岁就休学了，没有人给交学费。听说现在俩孩子都结婚了，是她大伯做的主，没和我商量。大姑娘嫁得不远，就在我们一个村。小姑娘不是一个村，她才16岁，我猜是不是给卖给人家的。
我2003年12月9日出狱。出狱后也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有病，老犯病，是眩晕症。在监狱里得的，我听说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身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