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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怕了，谁都想象不到，真是地狱一般！我一见他就哆嗦，根本不能见他。那一段时间，一见白色桑塔纳，连家都不敢回，浑身发软，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感觉非常痛苦。我说：“你这车是魔鬼车，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再坐。”在三环路上开着开着，往桥上撞，弄不好就下去了，这样的事，太多了！那时我的精神压力非常大，都快疯了。今天中午咱们看的那个电视，女的把男的杀了，我也想把他杀了，然后我自杀，都不让警察抓着我。他对待我的重要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这个痛苦要伴随我一辈子，我的每一寸肌肤都是痛的，我心里有消不掉的阴影。撤了案子一个多月后，我还是想告他，我觉得我受的屈辱、我受的罪，太可怕了。我一定要告倒他，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犯下的罪过，知道他是怎样伤害别人的。
（2000年8月，于小霞再次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想告他，让我帮助她。我向她推荐了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并帮她联系好了律师。8月中旬的一天，我俩约会下午1点半见面，我带她到北大法律服务中心。8月的骄阳似火，正午的气温正高，我按照约会的时间地点等她。小霞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我觉得她一身阴冷，寒气逼人。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她穿一件深蓝色羊绒高领半袖衫，脸色灰白，她用手遮着脸，好像很不适应强烈的阳光。坐上车她告诉我，她昨晚又是一夜未睡。由于小霞自己撤了案，重新立案有一些难度，但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还是答应帮助她，并约她有时间再来。但是，她那天一走，就再没有去，也没有和我联系。直到2001年5月，我才又一次接到她的电话。）
我回内蒙古了。当我打消不再告他的念头时，我考虑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今年才回来。回去之后，很多事情已经改变，工作也没了，该失去的都失去了，我是彻底的一贫如洗，从精神，到经济，我回来反复想，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要活得比任何人都坚强。现在，我在一个公司里做公关，有一个男孩对我不错，但是我有障碍。有一个晚上他约我出去，我们俩坐在一个小土坡上，天有点儿黑，突然，我想了他，想起来他把我扔在坟地里，我一下子又回到过去的状态里了，浑身哆嗦，出汗，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看我挺奇怪，问我：“你怎么了？”我没敢告他说。现在，我还是怕田涛找着我。他确实找过我，我们家搬家了，他找不着了，他打过几次电话，我爸说我在北京，他不敢去我们家，他怕警察。
（这时，小霞双手抱膝，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打我的人，也再找不到像他那样爱我的人了。”）
后记：这次访谈后，于小霞又到单位看过我两次，那时，她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并兼职一家公司的对外宣传工作。她开始有了笑容，事业上也有了转机，我以为她会逐渐好起来。但是，2002年底，在好久没有接到她的电话之后，我打电话给她，她的手机停了，原工作单位说她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我不断地打她的手机，希望听到她的声音，但电话里总是话务员机械的告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不禁我心生牵挂。
点评：
发现所爱之人有施暴特征，要快快离开陈敏于小霞受过大学教育，而且精明强干，她完全能够在受暴的初期结束与田涛的同居关系，从而摆脱暴力。但她又为什么能长时间忍受田涛对她的全身心的摧残呢？这里面除了对家庭暴力知识的缺乏了解外，与她个人对爱情和暴力的误解也不无关系——
误区一：她认为，田涛在两人恋爱期间表现出来的霸道是因为爱她。如：田涛在认识她几天后就固执地要跟她回家，半夜三更突然到她家、以跳楼自杀相求，等等。她没有认识到田涛的这种行为是对她的不尊重，是全面控制她的开始。 ＇快抓在线书1。0。2＇
误区二：她认为田涛打她、伤她、要与她同归于尽，甚至自伤，都是因为爱她的缘故。她甚至感叹“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打我的人，也再找不到像他那样爱我的人了”。其实她大错特错了。田涛打她并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一种病态的控制欲。如果田涛对她有一点点爱，就不会因为她在他与新交的女友在一起时给他打电话而将她往死里打，更不会在寒冷的冬夜把她扔到坟堆里了。田涛自己不是也说“打你白打，玩儿你白玩儿”；“不道歉”吗？本书另一位被访者易安女士说得好：“一个男人到了打一个女人的程度，就已经没有爱可言了。”误区三：她认为自己受暴是件丢人的事，不能告诉别人，更不能让家人知道，这使得她始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而使田涛有恃无恐，暴力不断升级。
如果于小霞能在发现田涛有暴力倾向时就下决心离开他，今天就不会一见田涛就浑身哆嗦，一见到白色的车就异常难受（田涛开的是一辆白色桑塔纳），天天晚上做挨打的噩梦，心灵的阴影抹不掉，也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叙述人李小云
访谈人郑荣昌
访谈时间2001年5月18日访谈地点上海市九钢大酒店
录音整理郑荣昌
文稿编辑宋美娅李小云是一个很有修养、性格也很硬朗的上海女性。她36岁，受过高等教育，有比较好的工作岗位，是上海一家酒店里的财务人员。她的婚姻基础也很好，她的丈夫为什么还会动不动就打她呢，原本良好的夫妻关系是怎样发生变异的呢？
糊里糊涂的爱
我叫李小云，上海市人，今年36岁。1989年，我从职业高中毕业，来到一家搪瓷厂当工人。当工人很辛苦，工资也低。直到这时候，我才认识到好好读书的重要性。我希望通过再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人地址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一封情书，是同事王家成写来的。王家成和我同车间，他个头虽高，但貌不惊人。我们连话都很少说，更别说有什么交情了，他写这封信委实让我吃惊。
下午，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晚饭后出去一下，说有要紧事商量。晚上我去了，一见面，我就把信还给他。我说我还小，还想读书，不想过早谈恋爱。他当时很尴尬，说我不接受他，可以把信烧掉，不必退还。为照顾他的面子，我把信留下了。
此后，他老是给我写信，打电话。无奈中，我跟他出去过几次，但我没有给他希望。父母也都不同意我和他交朋友。后来，主管部门规定职工晋级必须有高中以上文凭。社会上办起了高中补习班，凡是进补习班并通过相关考试者，可获得高中文凭。是他首先想到去补习的，也是他邀我报的名。走运得很，我们都录取了，还编在同一个班。厂里认为我们好学上进，还奖给我们每人10元钱，在车间大门上贴了大红喜报。
在频繁的接触中，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拿到高中文凭后，他又鼓励我上轻工局办的大专。那是带薪全脱产的，学制3年，单位限制报名人数。他对我说，为保证我去，他不报名，我太感动了。结果，我报上了名，通过了入学考试，圆了多年的大学梦。
读书期间，我接受了他更多的照顾，如帮我查资料、给我送食品等。那时，正是我命运的转折关头，我接受了他。得知我俩的关系之后，和我较好的同事说：“李小云，王家成刚愎自用，是个很难缠的家伙，你和他是过不到一块儿去的。”我的女同学也要给我介绍别的男朋友，她们说：“李小云，别忘记你的身份，你是大学生，他还是个工人，他配吗？”看到未来的婆婆套在我手上的金戒指，他们还开玩笑说：“你被套牢了！”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傻子。我不相信同事的话，对同学的话也不以为然——我想，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这个人聪明好学，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我觉得她们太世俗了。
他的命运果然发生了变化——在我读大学的第二年，他通过难度很大的考试，成了一名受人尊重、待遇好又有实权的公安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