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5年的时间，您忍这档子事儿可是时间不短！马：您就想想，这档子事儿我忍了，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不能忍了？
访：他领家来，您一向也没反对过？
马：还确实没反对，为什么呢？我也怕他，从心里头怕他，回头为这事又打你，你上哪儿去求饶去，所以说我也就忍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他退休后，在一个大学干临时工的时候，他跟大儿媳妇大儿子说，要跟我离婚，说：“我在单位搞了一个女的，比你妈漂亮，也比你妈利落，带一个15岁姑娘，商量好了，你妈要跟我离婚，她就嫁给我。”隔了两天，儿媳妇跟我说了，我说：“他要提出来我就跟他离，他要不跟我提我也不提，你也没瞅见，我也没捉着，瞅见了捉着的我都不管，瞅不见捉不着的我更不管。他要提出来我就跟他去。”我这儿媳妇说：“您可千万别去，她带了一个15岁姑娘，明儿这家产又多分一份。”过了好些日子，他才跟我说。我说，你要提出来你有这种要求，我达到你的要求。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跟我儿子说，你爸怎么跟你说我不管，街坊四邻眼睛是亮的，你妈是一条大道走中间，一张白纸就是一张白纸，绝不能让它有黑点！
访：现在您这个胳膊能使唤了吗？马：现在也就转成这样了（只能转到侧面），再转就不成了！
我还是受了一个二回罪，第一次骨头没接上，直接打的石膏，40天呢，里头疼，我又去照一张相，还是没接上，后来重新接的。他连问都不问，还骂呢，从中级法院回来不骂了，算是老实了！到区法院回来不服还骂呢，他没想到我到中级法院。大儿子说：“也没把我爸圈起来，该吃还吃，该喝还喝，两口子的事，法院管得了吗？”
按老百姓的眼光看，我官司输了，可是按法律来说，我不承认我输，总而言之，监外执行也好，但他总算判了。我就呼吁，以后，妇联也好，开会也好，反映反映，重要的就是证据。输，我就输在作证上了。他请的两个律师，在法院跟我干起来了。那律师说：“原告你是不是有一个名叫虎太太呀？”我说对，没错！当时他就说：“那你在村里是不是特别霸道，一个泼妇啊？”作为一个律师，该这么解释“虎太太”的意思吗？我说我告诉您，鲁保南的小名叫小虎，大伙儿叫我虎太太。作为律师来说，不管是被告告诉你的，还是你查访知道的，你不该这么解释，你必须要问“虎太太”这名怎么得来的。
法官说他那样解释对，我跟法官说不对，法官说为什么不对，我说，他应该问别人为什么叫我虎太太，他得听解释，在法庭上应该怎么用词？应该用泼妇吗？应该说霸道？
后来呢，法官不言语了，他认为有道理了，那律师侵犯我人权了，他侮辱我人格了。我说你去打听打听，我进门30多年，我没跟任何人吵过一回架。访：娘家人也不出来给你主张？
马：不让他们出头，不想牵扯娘家人，人家有人家的家庭，对不起他们，我大哥80了。
访：他们知道您在这边受气，他们什么态度？马：嫁出去的闺女，娘家也管不着了，所以说这妇女受气，没有谁管。我就得自己管自己，离婚的事，我还得办。
后记：2002年12月，我和马大妈通电话，她告诉我，离婚的事儿办完了，她分得了一间住房。希望她能过上“不挨打、不受气”的好日子。
点评：她为什么忍耐
宋美娅马月香老人在暴力的生活中忍耐了36年，是她软弱吗？是她愿意挨打挨骂吗？
肯定不是。关键的问题是，她不忍耐又该如何？尽管我们明白，离开施暴者，是防止再次受暴的最好方法，但是，我们也非常理解马月香忍耐36年的无奈，因为她的无奈不是她个人可以克服的，而是社会结构造成的。首先，如果离婚，她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马月香在第一次挨打后就抱着孩子去离婚，她的姐姐说了一句话，一语道破了她的困境：“你跟他离婚你上哪儿住去呀？你就忍了吧！”事实确实如此，许多受暴妇女像马月香一样，不是不想离，而是不能离，离不了。尤其是在农村，妇女如果想摆脱家庭暴力，首先面对的是生存的困境。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土地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她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附着在婚姻中，不管她们如何终日劳作，一旦离婚，她们立刻居无所，食无饭，还会失去孩子。所以，她们不得不忍耐。
我们的社会依旧是一个男权社会，为了确保男性权利，女性曾被剥夺受教育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经过几十年大力推进男女平等，现在虽然已大大改观，但这种组织构建的痕迹依然存在，比如从夫而居，就是巩固男权的家庭构建形式，老婆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打她她都无处可去，如此的不付代价，让打老婆的男人无所顾忌。
不仅是实体的组织形式，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也在巩固男权方面有更加丰富的内容。马月香多次说到，“他十顶十的男子气”，“维护他男子汉的尊严”，什么是男子气，男子气的内涵是研究家庭暴力时的一个关注点，本案所体现出来的不外是霸气，是家庭统治地位的不可动摇。男女还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男人领女人回家同居不算什么，女人离婚都会被非议，这些旧的观念意识也是女性追求合法权益的障碍。因为得不到有效的证据，马月香老人的官司不能如她所愿，她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让妇女举证太困难”，“我就输在作证上”。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出社会结构对女性权利的削弱。从夫居以后，妇女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脱离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到男方家，当家庭暴力发生时，不管是家庭中还是社区里，都是男方的亲人和关系网，妇女难以找到庇护，这是家庭暴力滋生和恶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一旦妇女想打官司，如马月香老人，左邻右舍权衡得失，离了婚，女的就走了，男的走不了，而且得罪一个男人，连带着所有他的亲戚朋友，不愿作证也是自然的。希望马月香老人的呼吁能给司法机关提个醒，尽快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
叙述人杨玲美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1年9月22日访谈地点反家暴资料中心
录音整理宋美娅徐翠香
文稿编辑宋美娅杨玲美，某派出所警察，曾是名军人，军事院校毕业。如此的身份和经历也没有阻止丈夫对她施暴，她两次被打成耳膜穿孔，多次面临生命的威胁。她曾非常害怕离婚，为挽救婚姻对丈夫百依百顺，但她最终改变了态度。在她的诉讼过程中，她得到了北京市妇联的支持和帮助，经法院审理，施暴方被判一年徒刑，缓期一年执行。
杨玲美清秀，纤细瘦弱，可能与遭受暴力伤害有关。
参军到北京访：你是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参军？
叙：我是1971年出生的，属猪，1989年当的兵。我生在内蒙，十四五岁到的石家庄，家里姐妹四个，没有男孩，我是老二。
访：当时你父母没想生一个男孩？叙：想，就因为一直没生到男孩，老四都属于超生了。
访：你父母亲在哪里工作？
叙：我爸原来是飞行员，飞了没多长时间，就到民航下面做地勤人员，退休时是高级工程师。我妈是粮食局的。我妈随我爸到石家庄来的，因为当时我爷爷身边就我叔叔一个儿子，我姑姑也是当兵的，在北京。我叔叔三十六七岁得癌症死了，老人身边没人照顾，就我爸一个儿子了，再加上我爸的身份，没到一年，我们全家就从内蒙迁到河北石家庄。其实当时我个人没想过要当兵，我上高中快毕业那会儿正好赶上招第六批飞行员，因为我爸是部队的，他希望我们也能走这条路。我想我身体在我们家还算是比较强壮的，很少生病，我就试一试呗。毕竟飞行员对于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是比较向往的。因为第三次体检不合格，没招上。那会儿我已经耽误很多课程了，后来我爸说看我那么喜欢当兵的，天上飞的不行，地上跑的总可以吧，就让我去当陆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参到河北招兵，经过第二次体检，把我招上了，在总参机关工作，那个大院相当正规，相当严格。因为它属于试点单位，而且我们同一个团的前面一个连队，是1995年江泽民授予集体荣誉三等功，很有名的。
在部队两三年我又去上的学，当时我也比较犹豫：是考学呢还是回到地方，因为一考学，肯定就留在部队了，我当时可以回去直接进民航的，因为我爸那儿有指标，民航子女都可以进民航，安排工作时照顾，所以我也比较矛盾，但后来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部队的，毕竟我父亲他们都是当兵的，包括我叔叔、我姑姑，还有我爷爷，我爷爷算是老军人了，是长征时的小通讯员。包括我表哥堂哥都是当兵的，不过他们都复员回去了。我比较喜欢部队这种生活：特别正规化，整齐划一，周围的人也比较单纯，都很年轻，有朝气，所以我后来还是准备考学，1992年去学的，学完分配又回到了北京。
访：考学是你自己想去考的吗？叙：想考你也得有资格，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