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宁肯受省委处分而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不然，不光是对思想变节，也是对组织欺骗。
侯启刚是进关找党组织途中受到诬陷自缢而死的，时年三十三岁，或者三十四岁。
后面将要写到，北满曾有几个人对所受处分不服气，有的想进关去延安找党中央，有的过界去苏联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侯启刚的结局是最悲惨的。
清高，自负，狂放，狂傲，口无遮拦，笔锋犀利，瞅着难以接近，感觉拒人千里。有老人说这人就是个书生，就是嘴损，嘴损也是因为书呆子气，其实这人挺透明、挺好相处的。
在哈东支队时，侯启刚是反对枪支无条件归公的，可到10军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个事，作去又是一个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见，其实我自己正在学习。”这是他的《意见书》中的一个自然段，无论所指为何，“东方斯大林”也是不无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军干校，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教授、学者、校长，可他没有那样的时空，侵略者也不会干瞅着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华。好在干校的办学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位实际的当家人也就功不可没。可在开批“启刚路线”后，他讲课的一些讲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议、指责、否认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战打鬼子的。
在北满那漫长的冬季，行军、打仗、露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子都落下残疾，他这个辽南的病秧子是怎么挺熬过来的？当光怪离奇的病发作时，每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工作热情反倒倍增，那心头熊熊燃烧的又是什么？
有老人说，侯启刚的一些理论是有道理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时也有人挺欣赏。像“纵横不断游击论”，因敌人统治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区，错了吗？所谓统治薄弱地区，就是还未归屯的地区。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导意义的。可这个人太狂，讲话绝对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时不按组织程序来，还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线”叫板，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侯启刚说他在军事上没把握。自“北方会议”后，多少路线、政策上的反复、争论，政治、政策上谁有把握？其中又掺杂着多少别样的东西，蕴涵着什么样的凶险？这个爱思考问题的病人、狂人，“东方斯大林”，一介书生，却那么自信，对错误也固执己见，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腚不服”，那命运也就注定了。
没人说得清在用根绳子结束生命前，侯启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无论他怎样清高、自负、撅腚不服，拿起笔来又如何激昂、雄放，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书生，其实原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却也彰显了他的血性、刚烈和高洁。
后面将会写到，在此前后，多少人投敌叛变，这时给他戴顶什么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为向导、带路）。还有过界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叫“国际交通员”，又叫“特别交通员”。
那时，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军长、师长、团长的身边，是时刻少不得交通员的，有什么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请示、报告，或口头，或书面，立即将交通员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战，东北党和抗联到底有多少专职和兼职的交通员，这个数字恐怕是没人能够说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说：2路军“总指挥部交通队，人数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东特委给各县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会对交通员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县委的专门交通员最少要有三个以上，一个专跑特委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队伍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区委和县委之间（区委多得按实际情形增加交通员，一个区委交通员至多知道两个区委的关系）。此外还要准备几个候补交通员，以便临时派遣或代替发生问题的交通员。这几个交通员不要他们互相知道和认识。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县委负责人直接管理，应当设一专门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专门管理特委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队伍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区委的交通（员），另一人为交通站站长。站长和以上三人发生直接关系（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认识）。文件直接由该三人从交通员处拿来时交给站长，由站长再转交县委负责同志。这样县委负责同志除站长外，不认识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员。
（三）当交通员的人应当是选择最忠实，勇敢，耐劳和善于应付环境而有坚决牺牲精神的同志来担任，绝对不应该随便抓起来一个人，就叫他当交通员。交通员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绝对不许（让）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长知道外也不许别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员和交通员都不要参加任何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他们作什么工作和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许别人知道。同时，也不叫他们知道许多的群众和党的关系。
前面 第22章 写过几笔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
李升，1867年生于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乡发大水闯关东，淘过金，种过地，打过零工，1915年到俄国修铁路，1919年回国在黑河跑邮政。1932年邮政马车被伪军拉去运军火，连走十几天，马累得走不动了，伪军就打。李升说别打了，哑巴畜生也是条命呀。伪军说打死活该。李升抄起块木板，照那伪军后脑勺就是一下，说打死你也活该。
敌人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把火烧了他的家，他躲到汤原县鹤岗七号屯给人种地。冯仲云到这里发动群众，李升非常敬佩这位大先生的学问。唠起打日本，李升眼里冒出火星子，二话没说，就说你说让俺老头子干什么吧。
李升从小练武，身板硬实得小伙子似的，那也毕竟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枪法，组织游击队时，上队对付几年，打死几个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冯仲云看重的是他走南闯北，眼界宽，路子熟，胆大心细，脑子活络，这就是个交通员的人才了。那时“交通”、“交通员”的概念，对许多人还挺陌生，可冯仲云是何等人物呀。
从此李升就到哈尔滨为满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么时候，有任务拔脚就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到处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满。有人说北满抗联活动的地方，没有他没去到的。省委干部下去调研、赴任，也常由他护送。像杨靖宇、张寿海А⒄砸宦⒎胫僭频热耍妓凸Ｓ錾系腥伺滩椋的闼嫡怅戈够埃愣釉趺词歉瞿下樱克退蛋澄堇锏氖歉瞿下樱窃谀潜叱ご蟮模獠痪团豢谀下踊盎乩戳寺穑堪程乓脖鸨鹋づさ牟坏镁⒍?br />
李升有个“百宝囊”，一个大帆布兜子，刀斧锯是必备的。冬天进山，晚上露营，砍锯些木头，用火镰点着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觉。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兽，驱蚊子，不然冻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干了。还有个用桐油油过的布袋子，过河前吹胀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当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面大饼子，或是炒面，还有点儿盐。他好喝两口，身上挎着个用晒干的牛膀胱做的酒壶，走乏了，坐哪儿，拔掉那节包米骨子壶塞，仰脖咕咚几口。再掏出烟袋，吧嗒一袋老旱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跋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件。张寿海г怠敖煌ㄏ呤俏颐堑纳保俏募褪墙煌ㄔ钡纳Ｎ募械闹苯佑媚矗械挠妹滋佬矗拥胶笥玫饩仆可希拖猿霾韬稚淖旨！：笳叨愿断鼙⑻匚窈陀芯榈牡腥耍惺币材选＠钌囊路锿舛际遣苟。鞘毕缦氯苏庵执┐骱敛黄婀郑募话憔头煸谀遣苟±铩ＭǔＪ遣卦谛淇诶锉吆鸵陆蟮紫拢庋榭鑫＜笔保阌谀贸隼椿俚簟Ｏ掠辍⒐邮保岱雷疟鹋耍砩纤醣鹑没鹕樟恕?br />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种叫“拍纸簿”的信笺式本子，一张薄纸配张厚纸，专供复写用的，厚纸留作文件底稿，薄纸作为报告、请示送走。这种薄纸很有韧性，交通员把它捻成纸条，夹在麻坯里搓麻绳，当乌拉带用。比较而言，这是最安全的，当然只有冬天才能穿乌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给王光宇并转二师师党委信》中说：“我军最近西去交通员均被敌人伏兵追捕，将一切重要信件文书均损坏，幸未被敌获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从未被敌人搜获。最后一次是1941年，敌人用尽酷刑，把竹签子扎进他的指甲。还把他拉到牡丹江边，看着把“犯人”填进冰窟窿里。他就说俺是个庄稼人，你们让俺说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复后出狱。
1940年秋，北满省委一个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