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我回到原来那家搪瓷厂当管理人员。第二年，我们就在凤阳路租了间房子结婚了。问：你们有很好的婚姻基础，因为你们谈了6年恋爱，还经受了许多考验。可是，你们的婚姻还是触礁了。你说，王家成后来暴露的这些缺点，是他本来就有的还是后来滋长的？
李小云：（思考片刻）本来就有这些缺点，只是婚前不容易看清。读大学的3年我是远距离看他的。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本来就有这些缺点。那是我读大学的第三年，他当着我的面和他的父母吵过一架，在争吵中，他居然用很难听的话辱骂他的父亲，还当胸打了他一拳。
婚后他就变
我怀孕3个月的一天，王家成第一次动手打我，还踢我的肚子。孩子要不是命大，早被他踢死了，我们的婚姻也早完了。
事情还要从即将结婚时说起。那时，我父亲坚持要双方父母见见面。王家成不同意，还说：“结婚是我俩的事，要他们见面干什么！”父亲得知王家成的态度，非常气恼，不肯给我户口簿。你知道，不拿户口簿是不能办结婚登记的。王家成迫于无奈，做出让步。从这时起，他就记恨我父亲了。这天下班，他心情不错，做了好几个菜，还买了两瓶啤酒，要我和他对饮。我本来不喝酒，这天，为了凑他的兴，我破了例，喝着喝着，他就忘乎所以，问我：“你爸你姑对你有这么好吗？”我违心地说：“没有。”他得寸进尺，又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凡事都向着他们？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寿头（傻瓜）！”
我气了，正色道：“你骂我就行了，作啥骂我阿爸？”但他不但不知错，反而说：“我就骂！”我吼道：“你敢再骂！”他果真又骂。我气得没办法，狠狠推了他一把。他突然站起来对我拳脚相加，还故意朝我肚子上踢。我被他打得浑身疼痛，心里却是一阵冰凉。
我哭着走出屋。本想到浦东父母那里去，到了外滩又变了主意。我想，不开心的事，还是不要让父母知道！于是，我挺着个大肚子，独自在外滩徘徊。看着江边一对对的情侣，想着自己的不幸，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想跳进滔滔的江水，一了百了。孩子出生不久，他再次打我。原因还是那么微不足道——他一边做饭，一边和邻居聊天（在公用厨房里），直到8点多钟才做好晚饭，我说了他，也没说重，只是说：“吃了饭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做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聊天？”就为这，他把饭桌都掀翻了，怒骂不止。见邻居来劝，他像“人来疯”一样，骂得更欢，骂着骂着，还动起了手，我被他打得一脸乌青。
打过之后，他余怒未消，又把结婚证、结婚照还有我们谈恋爱时写的信都撕了。结婚证后来补办了，结婚照也在搬新居的时候翻拍了，最可惜的是那些无法复原的信，这是我最珍惜的东西。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怎么会疯狂到把它都撕掉！
1995年，我们为房子的事弄得不开心。有一天，他又找茬打我——那年夏天，政府决定拆除我父母的房子，补偿他们一套房间。我和孩子的户口在父母那儿，按规定也可以获得补偿。我和孩子的补偿面积可以是单独的一个小套，也可并入父母的补偿面积成为大套。但补偿的房子在浦东，那里刚好没有小套，而我们小家庭已经搬进王家成单位分的房间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让父母要了大套——一来让他们住得宽敞些，二来我们回娘家也有地方住。
事前，我把这个想法对王家成说了，他表示同意。没想到，事后他反悔了，还说原先他就是不情愿的。为这事，他老是拐弯抹角地“敲打”我。我一直没有搭理他。
那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他坐在沙发上抽烟，态度很反常，见了我也不说话，电风扇开最大档，烟灰吹了一地。我说：“把电风扇调小点，烟灰吹了一地你没看见吗？”他纹丝不动，我就自己把它调小了。他“呼”地站起来，揪住我的头发大打出手。一边打一边说：“你也太不把我看在眼里了！”我被他打懵了。过了好久，才想起打“110”。后来发现，我的脸上，身上全是乌青，头发也被扯掉一大片。我的腰也受了伤，便血，“CT”做出来居然是两个加号。
问：他为什么为很小的事，甚至不为什么事一再打你？
李小云：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问：是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一心要制服你，还要让别人知道他是能制服你？
李小云：（思考片刻）好像是。他总是防着我，每搬到一个新的住处，他总是叮嘱我不要串门，不要和邻居说话。读大学的时候，他老是给我送食品，送其他生活用品，下雨天还给我送伞，现在看起来，他把我盯得也是够牢的了。
问：他打了你这么多次，你们之间还有感情吗？
离婚，一步三回头
1997年，他当上了刑警。从此，经常有人请他吃饭，搓麻将，泡歌舞厅。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花钱手脚也大起来了。也是越来越骄傲了，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打我的次数也增加了。有时候，他还以搓麻将为名通宵不回家。顺带说明，我们家是他当家，他赚多少钱，家中攒了多少钱，我一概不知。
这时有人提醒我：“王家成会不会在外面有女人了？”连他的母亲也提醒我：“把阿成看紧点儿。”可我总是不上心。直到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写给他的情书和一张旅店的发票，我还认为这是逢场作戏，而不是移情别恋。这两年里，他接连两次带着我和孩子去普陀山旅游。第一次游普陀山，开始玩儿得还不错，最后他还是翻了脸。那天，我们上了一辆长途汽车。按照惯例，我们没买孩子的票。但车上人少，孩子占了一个座。中途“呼啦”上来很多人，售票员要我们把孩子抱在手上，位子让给买票的乘客。王家成不干，和司乘人员大吵。为了息事宁人，我给孩子补了一张票。王家成说我吃里扒外，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我。为这事，好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理谁。
那个女人的情书和旅店的发票，就是第一次游普陀山回来不久发现的。
第二年夏天，王家成又邀我去普陀山。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想和你到外面去吵架！”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跟他去了。这次出游，给我的感觉更糟糕：他一会儿撇下孩子，把我拉到夜幕下的树丛里亲热，像是重温旧梦；一会儿又为寄存行李的事对我发威；一会儿叫昂贵的菜让我吃，还说“我有的是钱”，好像我们不是一家人似的；一会儿又为买螃蟹的事和饭店老板动刀动枪，把我和女儿吓得半死。
正是在这次出游中——严格地说是螃蟹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婚。往事历历在目。我想，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能不吵架打架吗？此念一出，我的心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好像接受了神的启示。最后一晚，趁双方心情都还好，我非常平静地谈了我的想法。谈完之后，我很快就睡觉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一夜无眠。
回家后，我们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整夜整夜不回家。在这期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我的病还没有好，孩子又病了。他不回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钱。我呼过他，要他回来照顾孩子，他没理我。1988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和我在一家茶坊见面。他说出了那个女人